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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崇祯刊本《梦林玄解》是一部讲如何圆梦的书，但让它出名的，却是书里有一条与“铜版印刷”有关的材料，引起科技史研究者的注意。很多学者都有所论述，希望能通过这条记载，证明在北宋时期我国就发明了雕刻铜版或铜活字版印刷，特别是后者。
《梦林玄解》中收有一篇署名北宋人孙奭的文章，是给一本叫《圆梦密策》的书作的序，里面说：“丙子春二月，偶经兰溪道上，遇一羽衣……因出其书八卷，稽首授愚，辞舟而去……用不敢私，镌金刷楮，敬公四海。”说的是他从一名道士手中得到此书，将之印刷出版。“镌金刷楮”，从字面看包含雕刻金属版和刷印成书两个过程，因此多数研究者认为实有其事。他们的观点分歧主要在“镌金”是雕刻铜版还是刻铜活字上。但也有不同意见，如版本学家李致中就认为，铸造或刻制铜版造价高，难度大，一部圆梦之书不值得“镌金刷楮”，因此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。
《圆梦密策》序文所署时间为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而孙奭卒于此前的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明显属于伪托，这一点早经前人指出。但近年仍有人按照孙奭的经历来考证此事，所得结果可想而知。另一方面，虽然此序与孙奭无关，但只要是宋人的文章，无论作者是谁，总反映出当时有“镌金刷楮”的说法，这一说法又与中国印刷史研究有重大关系，所以也无法弃之不顾，应该解释清楚它的真实含义。
我们仍想借重一些货币史知识。
如果把印钞纳入印刷史研究范畴，宋代使用铜版印刷是不争的事实。从文献记载中，人们知道铜钞版是铸造的。近几十年出土的金、元钞版也提供了旁证。但当时有没有雕刻的铜版呢？因为“镌金刷楮”的“镌”，意思明明白白，就是雕刻。
北宋时使用青铜。可铸造是铜的特性，铸造也成为加工铜器的基本技术。在我国悠久的青铜文化中，从商周到明清，青铜器上的花纹文字，无论多寡，绝大多数都是铸造的，例如先秦青铜器上的铭文，永乐大钟上的佛经，包括最常见的历代古钱，上面的文字均由铸造而成。另一方面，青铜也是古代最坚硬的物质之一，难于雕刻。从唐至清，铸钱使用翻砂铸造法，需要先雕刻样钱、母钱，再加翻铸，大量铸造铜钱。在明代，《天工开物》记载“凡铸钱……以母钱百文（用锡雕成），或字或背布置其上”。更早的宋代，史书中说铸钱时要“降钱式及锡母于铸钱之路”。前几年在四川等地还出土过北宋的木质钱，经钱币学家鉴定为雕刻母钱。从考古报告看，可靠的明嘉靖以前的样钱、雕母均非铜质。样钱舍铜用锡、用木，主因是铜质坚硬，无法随心所欲地雕刻。我们看到有些出土的青铜器上偶尔有非铸造的文字，均简陋已甚，与铸字之精美不可同日而语。例如杭州西湖曾出土数枚元代“昏烂钞印”，正面印文是铸造的，清晰美观；背面所属官府名称和年号为刻写的，可以说七扭八歪。同一枚印上，二者形成鲜明对比。在青铜上刻字，实属不得已而为之。
在包括宋代在内的很长时期内，铸钱拥有铸造业的最高技术和金属知识。当时的样钱尚不能用铜雕刻，其他可知。因此在宋代，无论是雕刻铜版还是雕刻铜活字，从技术上都难以实现，在现实中也难以存在。“镌金刷楮”最大的可能，就是像李致中先生说的那样，只是一种说法而已。那么，这个说法又从何而来呢？
原来，早从汉魏开始，文人们就在诗赋中把皇家和仙家文字尊崇为“金简玉字”，认为它们刻镂在金玉之上。到后来，镂金刻玉等意思就成为称颂道教典籍和道士文章的谀词。这可以举出大量语例。仅就“金”来说，如唐玄宗《赐道士邓紫阳》诗“下传金版术，上刻玉清书”，王维《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》诗序“金简玉字，传道经于绝域之人”，宋徐积《题紫极宫》诗“玉笈著书金简重，碧牌题字紫垣高”，《云笈七签》“镂之金版，秘于兰台”，等等；赞颂的都是道书在世间的流传。
《梦林玄解》所引序文既然说《圆梦密策》乃道士（羽衣）所作，自是道书无疑，在谈到该书的印刷发行时，顺便用上一个典故，把“雕版”美言为“镌金”，是古文的惯常做法，实无深意。我们在读的时候，没必要一定把“镌金”二字落实为雕刻铜版或雕刻铜活字，实际上也是无法落实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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